个人简历：

常敬宇，又名常俭，男，1940年生，河北清苑县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中心教授、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东坡书画艺术研究院院士、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等。曾任《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和《学汉语》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学、修辞学、现代汉语语用学。出版专著有《语用·语义·语法》、《汉语词汇与文化》；合著有《近义词辨析》、《汉语同义词词典》、《现代汉语》（词汇）、《汉语及习作》、《汉语语法修辞》（修辞）、《常敬宇书画集》、《竹溪轩随筆》、《人生悟语》、《澹静斋文集》、《翰墨散记》、《陶然诗集》、《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汉字》（电影剧本）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多篇。从事对外汉语教学40年，曾先后赴越南、日本、巴基斯坦等国讲学。个人被《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世界当代社会科学5000名人录》（美国版）等辞书收录。

在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同时，也教授中国书法课。曾在国内外书法大赛中荣获金奖二十余次，其书法作品被收入《中国书法选集》、《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精品集》、《中国历代书法家选集》、《中国艺坛名师诸贤精品大典》、《新千年中国名人书画鉴定》等二十余种书画集。1987年曾在日本、韩国等国展出，1996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艺术馆展出。2008年荣获中国国际金奖艺术家（AAA）称号。其书法作品为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典、菲律宾等国展览馆或友人收藏，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曾收藏了其书法作品。

常敬宇老师在北语接受访谈

 

主持人：常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汉语教师，请谈谈您的第一次海外任教经历。

常敬宇：1962年我从天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65年，一批越南留学生来华学习，其中河北大学接收了200名，于是我被抽调到留学生办公室教授汉语。1973年，受国家派遣，我到越南河内外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那时候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还没结束，教学环境非常恶劣，上课时经常炮声隆隆，我们是冒着炮火，去支援越南的。不仅教学环境危险，条件也非常艰苦，待遇也很低，出国教师每月给人民币40元的生活补助。当时我家困难很多，有两个孩子，还有生病的老人，都需要照顾。当时家里不太同意我去越南，说你这一去两三年，家里怎么办。我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去！家里困难再多也要想办法克服！经过家庭会议，最终我还是去了越南。

当时的越南，教室都是草房子，粮食也是定量的。我们出国教师每年只有为期一个月的探亲假，平时只能通信，通信很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时候我国驻越南大使馆有信使队，一个星期才往返一次，通过他们带信。一个多星期以后家里才能接到信。有一次家里来信，说三口人住院了，开始是一个孩子一个老人，后来我爱人也病了。三个人住在不同的病房，不能互相照顾。家里来信问我能不能回来，我说这里教学任务很紧，实在回不去，最后只能请亲戚朋友来帮忙。

去越南任教，原本是任期两年，但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延长了一年。由于我对越南汉语教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荣获越南政府颁发的“胡志明荣誉勋章”。1976年回国后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工作。

常老师曾获越南政府颁发的“胡志明荣誉勋章”

常敬宇老师（右三）在越南河内外语师范大学任教（1976年2月26日摄于胡志明故居）

 

主持人：第二次海外任教，您和您的爱人杨俊萱副教授一起去了巴基斯坦，遗憾的是杨老师在任教期间不幸去世，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常敬宇：第二次海外任教是1994-1997年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语言学院（现伊斯兰堡国际语言大学）。这个学校是巴基斯坦国防部办的，学员都是军官，校长是少将。北语从70年代就开始承办该校中文系。每年北语都要派教师，当时北语学英语的出国教师几乎都去该校任过教。要求系主任必须由北语老师来担任，而且巴方对系主任的任职条件要求也非常严格，必须具有高级职称，有教学经验，50岁以上。后来学校找到我，说：“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我校一直承办这个系，20多年从未间断过，请你去担任这项工作。”说心里话，巴基斯坦当时还很落后，又是伊斯兰国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传染病比较多，起初我也不太想去，但是作为政治任务，再困难也得去，何况自己又是共产党员。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生活条件很艰苦，经常缺水断电，自来水靠拉瓦尔湖供应，但湖水经常干涸，湖水一缺，市民就用水困难。有一年大旱湖水干了，自来水就断水了。虽然每天有水车送水，但是不及时，我们得多准备一些瓶装水，这样度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年天气非常热，最高到五十多摄氏度，那时没有空调，主要用电风扇。

1996年10月，巴基斯坦伊斯堡国际语言学院中文系庆祝建系25周年大会（右二为时任该系主任的常敬宇老师）

 

1996年12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见中国驻巴使馆人员、中资机构以及当地华人华侨代表（前起第四排左六为常敬宇老师）

1997年4月，常敬宇老师（前排左三）担任巴基斯坦伊兰堡国际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期间举办汉语演讲会活动

 

当时我爱人杨俊萱老师也和我同去巴基斯坦任教，她患了当地的传染病，开始的症状是一直发烧，于是在就近的私人医院吃退烧药打退烧针。因为学校临近考试，教学也很忙，那天晚上她发烧到40多度，当时吃了退烧药后烧退了点儿，但第二天早晨她有点儿头晕。我劝她休息一天，她说我的课必须上完，马上就要考试了。杨老师坚持去上课，结果课上了一半就倒在了课堂上。送医院检查了一天，化验结果是蚊虫传染的脑膜炎。她在医院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一个月的治疗期间，她一直没醒过来。当时我是系主任，负责系里的教学工作，还要上课。因为老师少，学生多，班次也多。当时我一边是去医院照顾杨老师，一边坚持上课和工作。学生和老师们也是轮流到医院值班，我一下课就去医院。校长每隔两天就去医院看望，为杨老师祈祷，并对医院院长说：“杨老师是我校最好的老师，要医院最好的专家会诊，挽救杨老师的生命，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生病期间我连夜住在医院的走廊里，怕有什么事需要家属签字。每天夜里，有时学生陪我，有时老师陪我。杨老师生病期间，有一次需要输血，学院各个系的学生听说后都赶来自愿献血。当时中文系有一个学生是空军上校，他在一个月内已经为亲友输血两次了，但这次还要坚持要为杨老师输血。大夫说一个月只能输血一次，他恳切要求再次输血，他说“杨老师就是我的母亲”，“我身体棒，我可以！”大夫说，一个月连输血三次，一定不行,坚决不让他输血。但最后检查血型结果，别人的血型都不合格，就他的血型能匹配，只好输他的血，我们都非常感动。

在杨老师生病期间，中文系副主任米斯巴悉心照料，她每天到医院忙前忙后，经常买很多食品和饮料送到医院给我和中文系的值班师生。有一天晚上，杨老师需要一种药，但伊斯兰堡的大医院都没有，需要到三百多公里外的一所医院去取。米斯巴听说要到外地去取药，她顾不上吃晚饭，就对我说：“现在咱们就去！”当时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于是她连夜开车带我去取药。结果在路上车抛锚了，检查发现油气管堵塞了。半夜，公路上也没有加油站，她就自己用嘴吸，把堵塞的杂物吸出来。米斯巴是高级军官家庭出身，家庭条件非常好，是个爱清洁的姑娘。但是当时她为了赶时间，竟然用嘴吸油管里的脏东西，让我非常感动。车修好后，她用水漱了漱口，又继续开车赶路，终于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前把取回的药送到医院。

1995年，米斯巴（左一）和常敬宇老师（右一）、杨俊萱老师（中）在一起

 

杨老师去世以后，（巴方）学校购买了公墓中一个最好的墓地，并选了最好的木材做棺材，用红漆漆好，还刻了好多花边。校长委托米斯巴办理了一切丧葬事务。杨老师葬礼那天，校长和全校老师都来送葬，中国驻巴大使馆张学礼大使和使馆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葬礼，文化参赞致悼词。当时参加葬礼的大约有六七百人。巴基斯坦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悼念杨老师的文章。国内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光明日报也报道了杨老师在巴基斯坦因公殉职的消息。

2017年9月，常敬宇老师和米斯巴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讲述杨俊萱老师在巴基斯坦任教的感人故事

 

 

主持人：1980年，作为一系教师，您和马欣华、徐鲁民以及二系教师王学作根据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汉字教学片《汉字》剧本的初稿。在《汉字》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您与周有光先生有一段难忘的交往经历。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常敬宇：我和周有光先生的交往从编《汉字》教学电影开始。那是1980年，鉴于外国留学生学汉字的种种困难，需要通过一部教学电影把汉字的发展演变更加形象地展现出来。这是教育部下达给北语的一项科研任务，学校又指定由我来起草电影剧本，还有徐鲁民等几位同事作为助手。当时我们邀请了周有光先生与康殷先生作顾问，因为康先生住得很远，我们联系周先生更多一些。剧本起草之初，需要有一个总体策划，于是我们决定向周先生请教，交流一下我们的总体设想。我联系了周先生，他欣然答应说“好，你们来我家吧。”到他家后，我先就汉字剧本怎么写、写哪些内容等与周先生交流。周先生说，好！这部电影是我国开创性的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这项任务就应该由汉字的故乡来承担，你们承担的这项任务非常光荣，意义非常重大，一定要把它写好。周先生结合我们《汉字》剧本初步的策划，提了许多意见。比如，我们计划把汉字造字法的六书都写进去，周先生说没有必要，只需突出象形、形声，会意稍微提一下，其他都不要加进来，太抽象了，学生不易接受，电影就是要形象表达。与周先生一谈就是一上午，周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周先生和夫人还特意留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周先生。随后，我们按这些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几个月后，剧本初稿完成，我和徐鲁民又去周先生家征求意见。周先生把初稿认真看了一遍，十分满意，针对个别地方他又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比如有些地方过于繁琐，应该简而明。一谈又到午饭时间，周先生说“咱们是朋友，别客气，家里有馄饨烧饼，随便吃点儿。”于是在周先生和夫人的热情挽留下，我们又在周先生家吃了午饭。席间，边吃边聊，周先生谈笑风生，从语言到京剧再到昆曲，无所不谈。剧本经过周先生审定，又在广泛征求国内诸多语言文字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电影开始由辽宁电教馆拍摄。《汉字》教学电影拍成后，得到语言大师王力、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的较高评价，并应用到各高校的汉字教学中去，也受到很多学校的好评。

1984年2月，北京语言学院创作的新中国第一部《汉字》教学影片首发式暨《汉字》教学电影座谈会合影前排右起：周炳奇（北语副院长），康殷（文字学家），周有光（文字学家），王力（汉语言学家），张志公（语言学家）

第三排左一：常敬宇老师（《汉字教学》编剧）

 

主持人：您结束在一系任教后，曾担任过《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当时北京语言学院创办的刊物有哪些？请您谈谈您在杂志社工作的情况。

常敬宇：1982年，我被调到《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当编辑，这是全国一流的学术性刊物，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当时学校创办的刊物除了《语言教学与研究》，后来又创刊了《世界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和《学汉语》。我曾任《学汉语》杂志的主编。后来这个四个刊物的编辑部合并为杂志社。我担任杂志社支部书记，当了十几年，一边当编辑，一边负责党支部的工作。杂志社起初党员很少，后来发展了七八个同志。1994年，我离开杂志社。

1979年9月《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年《世界汉语教学》

1993年8月《中国文化研究》

 

1987年8月《学汉语》

 

1992年6月，《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召开研讨会（右起：时慧哲、赵静浩、常敬宇、黄宝树、陈亚川、孙钧政、吕文华、李清华、刘淑珍）

《语言教学与研究》的编辑们在研究稿件（右起：朱一之、陈亚川、常敬宇）

 

主持人：请您谈谈《学汉语》创刊时的情况。

常敬宇：《学汉语》1987年创刊，是月刊，是一本普及性刊物，是给留学生办的一个阅读园地，内容主要是普及汉语知识，要求趣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兼备。创办这本刊物的最初想法是由老师们提出来的。有留学生提出，上课以外，没有别的汉语报刊可看，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阅读平台。于是我们就创办了《学汉语》，并得到了许多老师和语言学专家的支持，也受到国内外学汉语的学生的欢迎。创刊时，我到朱德熙先生家去过三次，请他题词，他非常认真地写了一遍又一遍，一共写了三次。成立大会好多语言学界名人都参加了，因为这刊物非常重要，虽然小，但是它的作用很大，尤其是介绍汉语的知识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成为留学生的良师益友。刊物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全国有留学生的教学单位都订阅。国外发行到日本、韩国、美国等。一开始是小32开，后来改版之后，变成了大32开本。附有插图，是我校的金婷婷老师画的。我在《学汉语》先后任副主编和主编，主要负责编务，工作量很大，每期基本就是几万字。

 

1994年6月，常敬宇老师（左四）在北京语言学院杂志社工作

 

主持人：您在1995年出版了学术专著《汉语词汇文化》，请您介绍一下专著的写作背景及其影响。

常敬宇：我是从教学当中发现的问题，然后进行研究。留学生经常问老师：为什么你们中国特别崇拜龙凤？为什么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皇帝都是以龙作为自己的象征，到故宫一看，到处都是龙，凤是皇后。这些问题当然我知道一些，但不太深入，只能简单地讲一些。还有留学生问：为什么中国国画用梅兰竹菊作为花卉“四君子”？为什么别的国家对这些花木就不太重视。为了更系统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专门研究相关材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尽量引导外国学生通过文化词汇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每次上课遇到这些文化词汇时，解释得非常浅，然后我就去想，怎么更深入地进行解释呢？这也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我想，从词汇出发，让学生既学词汇又了解中国文化，通过文化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掌握文化词汇。我这个想法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的认可。周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最早研究古汉语，后又研究现代汉语词汇。他在《中国语文》发表了第一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文章。他非常支持我这个想法，他说这方面很少有人关注，也没人专门研究过，值得系统整理研究。还有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陈建民研究员，我们是老朋友，他出版过许多民俗文化、社会语言学方面的专著，他说从留学生教学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很重要，过去没人系统研究，我完全支持你去研究这个课题。我在这两位专家的鼓励下，经过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初稿。这两位老先生还高兴地给这本书写了序言。这本书1996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发行到韩国、日本，日本销售量最多。台湾有家文桥出版社，他们从北大出版社购买了版权，改用繁体汉字出版，装帧精美。香港的商务印书馆也用繁体字出版发行，但把书名改为了《解读中国文化词汇》，内容不变。这本书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发行。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把这本书列入“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汉语词汇与文化》（老版）

《汉语词汇文化》（新版）

台湾文桥出版社出版《汉语词汇与文化》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解读中国文化词汇》

 

主持人：1996年，您的另一部学术专著《语用、语义和语法》出版，请您谈谈这部专著的成书情况及其影响。

常敬宇：《语用、语义和语法》是1996年由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现代汉语语用学论文集。我当时为什么写语用学呢？这也是从教学实践出发的，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外国留学生在汉语交际中通常只会用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见面打招呼“你好”，一天见几次，就只会说“你好”。实际上“你好”只能用于初次见面。但是留学生只会这种问候语。你看咱们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会用不同的表达形式，比如在路上见朋友或同事常问“干嘛去？”“上班去啊？”“去买东西啊？”……这些留学生不会说。表达“打招呼”应该多种多样，应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语用问题。外语教学在语用方面研究比较多，多用外语的语料为主。而汉语语用学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我就想搞汉语语用学，突出汉语的特点。这本书收录的就是我发表的与语用学相关的系列论文。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第四届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召开期间，大会把这本书赠送给参会代表，人手一册。与会学者都认为该书对提高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非常具有实用价值。”

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语用、语义和语法》

 

主持人：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专著外，您还编写过《汉语同义词词典》，能否介绍一下编写辞典的情况？

常敬宇：我前边已经说过语用学的重要性。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往往受传统汉语的影响，先讲语法结构，我认为应该从功能出发，先有功能，后有结构，内容决定形式，语言表达形式应从表达内容出发。当你进行汉语交际时，你首先针对交际对象考虑应说什么，然后你才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用什么语体，用什么词，用什么句式。总之，语境是决定你交际的重要因素。一些会说话的人都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才是灵活运用，这才是汉语教学的真正目的。留学生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交际语境选用适宜的形式来表达。所以，要学好汉语，提高汉语的交际能力，关键在于掌握大量的汉语同义词，为不同语境下的表达提供恰当的词汇。于是我们就想编写一本汉语的同义词词典。这本词典编写之前，我和刘淑娥、梅立崇两位老师曾编过一本《近义词辨析》，由学校印刷厂印刷。后来商务印书馆让我们在《近义词辨析》的基础上编写一本适用于外国留学生的同义词词典。经过近十年的编写，终于完成《汉语同义词词典》，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广泛好评。

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语同义词词典》

 

主持人：常老师，您家两代人都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您的儿子常丹阳老师继承了您和杨老师的事业，是受您二位的影响，还是巧合？

常敬宇：常丹阳现在是我校汉语学院的教师，他已从教30多年了。他主要是受我们的影响，报考了北语的对外汉语与阿拉伯语班，1988年毕业留校，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并先后被派往也门、韩国、美国等从事汉语国际教学工作。我们的家庭就像一个汉语教学小的教研室，经常讨论汉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如何上好课，如何把学生教好，如何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等等，在饭桌上就开始讨论。教外国学生必须要有耐心，更要讲究教学方法。并注意因材施教，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家庭讨论，我们对以上问题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主持人：教师教书育人，在您教过的学生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学生？

常敬宇：米斯巴是其中一个，她已经从事汉语教育40多年，现在退休了，她被称为“巴基斯坦汉语之母”，在巴基斯坦会讲汉语的人大都是她的学生。现在她的学生中有当外交官的，有当汉语老师的，有搞汉语研究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参赞、武官等很多都是她的学生，而且越来越多。在日本、韩国，也有不少我的学生，现在有的当了各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或教授。越南有好几所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也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曾多次来北语学习，把我们新出版的教材都带回国。这些学生的后代有很多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又当了汉语教师，一代代不断传承。这是我作为汉语教师的光荣与自豪。

2001年6月15日，常敬宇主持硕士论文答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