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践行使命 赴巴任教

自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交以来，两国风雨同舟、命运与共，成为山水相连的亲密友邻。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而我校教师在巴基斯坦的对外汉语教学，则是这段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篇章。1967年至1997年的三十年间，为服务外交事业、践行光荣使命，我校数十位教师先后被派赴巴基斯坦。他们以语言架桥，有力推动了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20世纪60至70年代，正值中巴关系的黄金时期，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这一时期，我校万惠洲、赵永新、李顺兴、张占一、王希增、李更新、张孝忠、邱衍庆、鲁健骥、黄政澄等老师前往巴基斯坦任教。1967至1971年，万惠洲老师和赵永新老师先后在白沙瓦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成为我校与巴基斯坦合作交流的开端。遗憾的是，白沙瓦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一直不多，通常只有七八人，后因人数太少，该教学点于1971年撤销。

万惠洲老师在白沙瓦大学

1969-1971年赵永新老师赴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任教期间，与学生在一起

   不过，我校在巴基斯坦的汉语教学并未就此中断。1970年，李顺兴、张占一两位老师赴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任教，由此开启了两校长达几十年的合作。1971至1972年，赵永新、王希增、李更新三位老师也加入教学队伍。五位老师在这所学校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关于当时的教学情况，张占一老师在接受访谈时说：“当时学汉语的只有一个班，十几个人，都是军官。真正上过前线的不多，用学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多是‘钢笔兵’（军中文职人员）。这些学生文化素养高，英语非常好，年龄比我们大些，学习自觉，接受能力强。我们都觉得教起来比较顺，和他们相处得也很和谐。”

改革开放以后，中巴关系进入新发展时期，我校与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20世纪80至90年代，钟梫、谭敬训、吴叔平、刘希明、杜厚文、张丕谦、张开信、区启超、刘家业、常敬宇、杨俊萱等老师也先后来到该校任教。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教学条件显著提高，与六七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离不开我校老师的辛勤付出。刘家业老师的回忆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是1992年10月16日到达伊斯兰堡，那时学校已开学近两个月，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中文系有六名教师，两名中国教师，四名巴基斯坦教师。中文系设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和翻译班，后增设夜班(下午授课两个半小时，每年春秋两季登报招生)。系主任由中方教师担任，教育部任命我为中文系主任，巴方也认可。中文系同土耳其系同在一栋楼的二层，有一个大教室、两个小教室、一个教研室和主任办公室。一层有一个语言实验室是我援建的，由我校赵世青老师前去安装的。

中文系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我任期内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和讲演会都很成功。学生一致反映这些活动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院长和文化处的同志都表示满意。”

刘家业老师（前排左三）主持中文系举办的中国文化节

（二）不畏艰苦 辛勤耕耘

异国他乡的教学之路少不了坎坷与挑战，但我校老师不曾退缩。他们始终坚守三尺讲台，将汗水挥洒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第一线。

教学方面的主要困难有两点。首先是教材问题，这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尤为突出。当时巴基斯坦的汉教事业刚刚起步，老师们没有现成的汉语教科书，只能根据教学情况现教现编。编写过程中，老师们着重突出巴基斯坦的风土人情，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他们利用课后时间短时间内编出教材，编写任务的艰巨繁重可见一斑。

其次是语言障碍。巴基斯坦人虽然说英语，但习惯用乌尔都语的发音来拼读英语，这种发音容易让我校老师产生误解，导致教学中频频出现问题。为此，老师们课后下苦功，不断适应当地英语发音，努力克服语言障碍。

张占一老师的亲身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1970年，我刚到巴基斯坦，有个学生指着手表问我：‘How do you say “dam”in Chinese?’‘dam’是‘堤坝’，为了确认，他写出英文‘time’。原来他分不清‘吐气’(time - 时间) 和‘不吐气’（dam - 堤坝）音。后来发现不止他一人如此，很多巴基斯坦人都这样。发B（不吐气）、P（吐气）时也一样。听起来十分别扭，词义相混。但这是客观事实，必须面对。如何适应，只有多接触他们，才能解决我的听力问题。

我找住校的学生哈金姆作‘语伴’，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至少一个小时，他说汉语，我说英语。我们坚持了一年多，他的汉语大大提高，成了班上的尖子之一；我的英文，尤其是听力，也有很大进步。”

1973年12月22日我校教师与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张孝忠（前排左三）、张占一（前排左五）、李更新（前排左八）、邱衍庆（前排左十一）】

除了教学关，老师们还要过生活关。他们首先要适应巴基斯坦相对落后的生活条件。当地气候炎热，夏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室内没有空调，只有吹出热风的风扇，老师们只能日日夜夜忍受酷暑。更糟糕的是，当地还经常缺水断电。自来水靠拉瓦尔湖供应，湖水经常干涸，市民用水困难。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夜间常常停电半小时之久。

刘家业老师在日记中对当地炎热气候做了详细记录：“3月，今天又热了许多，早上散步就有感觉。中午阳光很毒，校车里的座位烫屁股，不敢坐”；“4月，十多个晚上都受闷热的折磨，夜里摸墙，像农村的火墙，开着电扇根本不顶事”；“5月，再看看我的工作环境。今天也许是我来伊斯兰堡最热的一天。九点在白楼三十二教室监考，阳光像毒蛇似的晒着楼顶，偌大个教室只有两个吊扇不停地转，考生都抢着到电扇下坐着。尽管如此，风也很少，而且都是热风。三个小时的考试，学生不停地喝水，雇员也耐心地把水送到学员身边。两位老师在前边坐着，我坐在后面，带的书也无心翻看。这真是‘烤’学生，也是‘烤’老师啊！”

教学关和生活关之外，老师们在巴基斯坦还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1971年底，印巴战争爆发，我校李顺兴、张占一、赵永新、王希增四位老师亲历了这场战争。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实行灯火管制，夜间停电，老师们只能在宿舍里点着蜡烛工作。印度的飞机几乎天天前来轰炸。有一次，一枚炸弹在离老师们宿舍不到两公里的医院草坪上爆炸，炸出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宿舍门窗玻璃全部震碎，床铺和桌椅不断晃动。然而，战争并没有吓退四位老师。尽管其他语种的外籍教师都停课前往阿富汗避难，我们的四位老师却选择留下，继续坚持为学生讲课，与巴基斯坦人民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巴基斯坦人的高度赞扬。

老师们不畏艰苦、辛勤耕耘的精神，不仅克服了教学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也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三）中巴友谊 源远流长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谊源远流长。在巴基斯坦任教期间，老师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深切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好与热忱。每当中国人需要帮助，巴基斯坦人总是乐意伸出援手。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中国人民经历了至暗时刻。当时在巴基斯坦任教的鲁健骥老师，切身体会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毛泽东逝世时，我使馆为了接收电视信号更清楚而去买天线，店主不要钱；去买做黑纱的布，也不要钱；中国人打车，出租车司机不要钱。他们都说：‘你们中国人的事就是我们巴基斯坦人的事。’文化处每天接到的巴基斯坦人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来信，要用麻袋装。文化处还让我帮忙翻译了一些上报材料。平时我们每天从文化处回宿舍，一走进我们住的那条街，每家房顶上都站着一个人不停地朝我们挥手，喊‘你好’，直到我们也朝他/她喊‘你好’，他/她才回屋里去。”

1978年，鲁健骥（右四）在巴基斯坦任教期满，回国前的欢送会

   1996年，杨俊萱老师在巴基斯坦任教时感染疟疾，继而引发脑炎，病倒在讲台上，入院后一直昏迷。学校师生不仅自发去医院探望、陪护，而且在杨老师需要输血时争相赶来献血。有一位学生在一个月内已连续为亲友输血两次，仍坚持要为杨老师输血，他说：“杨老师就是我的母亲”，“我身体棒，我可以！”医生原本不同意，但最后发现只有他的血型与杨老师匹配，只好继续使用他的血。还有一次，杨老师需要一种药，必须到三百多公里外的一家大医院去购买。学校中文系副主任米斯巴——北语1972年复校后的第一批留学生，闻讯后二话不说，带着杨老师的爱人常敬宇老师开车去取。途中汽车油气管堵塞，情急之下，米斯巴用嘴将管内杂物吸出，继续赶路，及时把药取了回来。不幸的是，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杨俊萱老师的生命。杨老师去世后，学校为她选购了最好的墓地和棺木。葬礼当天，全校师生前来送葬，约有六七百人。巴基斯坦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光明日报》的报道《她不会感到孤独》也记述了杨俊萱老师与巴基斯坦师生的感人事迹。

时至今日，中巴之间的合作交流仍在继续，我校与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的合作也从未中断。汉语为中巴两国人民搭起了桥梁，也见证了我校教师与巴基斯坦学生的深厚情谊。老师们的这段从教经历，将永远载入校史，成为北语人代代相传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