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李忆民，男，1937年5月11日出生，河北乐亭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终身会员，中国汉语教学学会会员。196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直接被选派为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并被高等教育部派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法语三年。曾任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二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在国内和法国、意大利等海外高校长期从事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
青年时代的李忆民老师
主持人：李老师，您好！您作为中国1961-1964年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的第一批，请您介绍一下“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的具体情况。
李忆民：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决定培养一批优秀的出国汉语师资，由当时的高等教育部负责，每年从北大、北师大、东北师大、华东师大等全国著名高等学府选拔30名品学兼优的中文系毕业生，上调中央高等教育部，再分别派到北大、北外带薪学习三年外语（英、法、西、阿拉伯语）作为媒介语，然后派往国外教授汉语。1961-1964年间，国家共派出了128人，长期从事汉语国际推广教学工作的86人。《人民日报海外版》称他们为对外汉语的“国家队”。1961-1964这几年间的“出国汉语储备师资”为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如吕必松、赵金铭、刘珣、阎纯德等等。1999年7月29日，国家汉办在北京召开了“1961-1964年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纪念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个团队的奉献精神和对汉语国际推广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语重心长地说：“……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无不浸透着在座诸位的心血和汗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部队，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后，她还代表教育部为每位老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纪念牌。
1999年7月，61-64年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纪念座谈会
1999年7月，61-64年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合影
1999年7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左一）为李忆民老师（右一）颁发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纪念牌
“语出华夏 桥架五洲”1961年-1964年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纪念牌
主持人：您被选拔作为“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后，经历了怎样的培训过程？
李忆民：接下来我可就“惨”喽！不仅是我，而是我们。我们有6个人于1961年10月正式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到本科生班，和本科生一起学习法语。入学时人家的语音课已经结束。你知道语音关对于一个外语初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得奋起直追，恶补语音。北外教学管理很严格，要是考试不及格可以补考一次，要是补考不及格那么只能留级。如果又留级的话，那就只能卷起铺盖卷走人。当时又赶上了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没有星期天的概念，那种生活简直是“炼狱”一般。幸好，我这一路摸爬滚打算是过来了。就这样，我整整在北外苦学了3年法语。
1961年，李忆民老师作为61-64年首批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法语
李忆民老师（右七）在北外学习法语期间与同学们在一起
主持人：李老师，您当时为什么不选英语，而是选择了法语？学完3年法语，是不是意味着马上可以被派往法国？
李忆民：我比较喜欢法国文学，再加上法国很早就和新中国建交了，所以有好感。至于外派的过程可没有那么简单。1964年我们从北外学成之后，准备派我到柬埔寨，整装待发之时，柬方突然有变，高教部让我随时待命。当时正好赶上国家高教部长杨秀峰访问非洲几内亚，在和对方洽谈中达成一个协议。原来几内亚盛产竹子，而他们国家对于竹制品工艺缺乏了解，所以急需这方面的专家去给他们传授竹编工艺。几内亚说法语，而咱们的竹编专家不懂外语，所以必须得随团跟一个翻译。就这样，我跟着两个“竹子”专家到了几内亚克纳克里美景师范学校。
1967年，李忆民老师作为随团翻译在几内亚工作
主持人：这次非洲之行对您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有什么影响？
李忆民：在几内亚两年多的经历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有些经历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首先这是我被外派的第一个国家，一切都很新奇，当时年轻，做事业比较有激情。其次，我们作为“专家”团成员在几内亚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礼遇，经常出席一些较重要的外事活动，所以，在外交礼仪、涉外应对能力、外语水平提高等方面都得到了锻炼。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几内亚是个很贫穷的国家，可以说在那里磨练了我面对困难时的意志品质。以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必备的素质，回想起来特别感慨，有滋有味。所以，几内亚这两年多可以算作我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准备阶段吧。
1965年，李忆民老师（右一）在几内亚克纳克里美景师范学校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非之间的民族感情历来都很深厚,通过您的亲身经历谈谈您的感受。
李忆民：我在几内亚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的人民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的由衷热爱。如果你去非洲，无论大人孩子，见了你就会向你跑来，高喊“Chinois!Chinois!”(“中国人！中国人！”）这是他们向你表达敬意的一种特殊方式。还有一次我和几个专家在一处散步，突然一辆高级轿车停在我们面前，下车的竟然是塞古杜尔总统，他和我们紧紧地握手、问好，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一个堂堂的国家元首，事先并无安排，又无保安在场，这真是罕见！这只能说明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之深。总之，在离祖国如此遥远的国度能够感受到这么真切、浓郁的情谊，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965年，李忆民老师在几内亚中国专家寓所前
主持人：李老师，您是学习法语的，那您是如何与法国结缘的？
李忆民：1973年，北语刚刚复校不久，我们一批老师为了改造留学生宿舍都去参加劳动。我正在凿地的时候，领导通知我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这次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师资”了。当时给他们讲的是“报刊选读”，记得课堂下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学生，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实际上，那时中法两国的情谊还是比较深厚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带领的法国早在1964年便与中国建交了，而且在我来法之前，恰逢法国总统蓬皮杜应我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周总理的邀请，于1973年9月11日来我国正式访问。而且，法国这个国家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在欧洲大陆闪耀着璀璨的文化之光。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注重文化以及历史。而中国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所以两个民族在历史积淀方面有相互媲美之处。所以，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法兰西民族还是独具慧眼的。记得我任职的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报名处门口，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当年报名数达1800人，一举超过日文系成为该院第一大系。
李忆民老师（右二）在法国巴黎任教期间与学生在一起交流
主持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的确与国家的外交形势息息相关，与世界的变化密切相连。请您谈谈在法国开展汉语教学的情况。
李忆民：我的法国学生来自各个行业，有医生、教授、公司职员、记者、演员以及政府官员，这其中就有4名外交部的官员。他们经常把我们请到家里，以贵客相待。尤其在我们回国前的两个月里，几乎天天有人宴请我们。这些学生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和执着。我们经常针对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彼此交流思想。作为老师，能够遇到这么多可爱的学生真是一件幸事。我也从中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所蕴含的价值。其实，当你把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爱全部奉献给学生时，当你把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全部心力熔铸在九十分种的课堂里，当你把一个富有学养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国教师形象印在这些年轻的“老外”脑海里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李忆民老师在巴黎公社墙前
主持人：通过参加几内亚与法国的两次外派任务，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李忆民：无论是中几还是中法，首先国民之间对于彼此都是有着浓厚情谊的。这是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进行各项交流的前提。试想，如果两个国家彼此不尊重，尤其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偏见过大都会导致交际不顺畅。那样的话，我们做老师的在国外也会感到心里不舒服。我们国家在60、70年代还是比较封闭的，我们也只能在友谊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信任，促进彼此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我们那一批批的汉语教师实际上对于促进国家间以及国民间的了解和交流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在法期间，除了大使、参赞等高级别的外交官，驻法教师组是外事活动中最频繁的团队，教育部领导夸奖我们是一支“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法国接见我校李忆民老师（右三）和阎纯德老师（左二）等专家
主持人：您曾先后4次被外派出国教授汉语。最后还是归根北语。谈谈您是如何与北语结缘的？
李忆民：我1961从东北到北京，最后在北语安家落户。这好像是上天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似的。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三次几乎与北语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969年末、1970年初，北语被安排到茶淀农场劳动。在那里，装卸火车、抡大镐、搬石头、盖房子……“十年寒窗苦”所厚积而待薄发的发达心智，全用在了身体骨骼的简单支撑和肌肉的重复收缩上了。1971年，北语宣告解散，那年冬天，我是第一个被军宣队看中，正式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分管大学工作的。随后吕必松也被调入。我们俩奉命整天驱车跑北工大，代表上级领导上情下达。大约过了一年左右，许多单位都盯上了储备师资这个队伍……不久，陈毅同志明确指示：这批教师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既具备精湛的业务知识，又懂外语，不能散。之后，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教育外事不能停。于是，我和吕必松乐不可支地回到了北语西郊的留守处，负责组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组。编写组共20人左右，主要是北语富有经验的老师，包括王还、赵淑华等国内对外汉语的权威学者，还有北大的胡双宝教授。聘请了国内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教授作编写组的顾问。朱先生冒着酷暑，曾几次背着背包到组内具体指导我们的编写工作。当时，吕必松是组长，我是党支部书记，大家齐心协力，日以继夜，一心扑在教材编写上。编写过程中，周总理下达指示：“速编速运”。于是，大家更加忘我地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编写出了《基础汉语》和《汉语读本》，请著名画家韦启美先生插图，由商务印书馆向全世界印行。
197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基础汉语》上、下册
第二次是1976年9月，我在法国执教届满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驻教科文代表团的负责人找我谈话，想留我作联合国的雇员，负责组建教科文的中文科。这是一份前景美好，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我太眷恋我们的国家，不愿意长期离开自己的国家，甚至一辈子在国外工作；太眷恋北语这块宝地，曾给我带来无数次好运；太眷恋教师这个职业，它能产生吸引学生前进的感召力，能点燃学生的热情，开发学生的潜力，我觉得教师的贡献是无限量的。在感谢领导信任的同时，婉言谢绝了。第三次是70年代后期，刚恢复不久的教育部急需懂外语的外事干部，上级计划调我去那里工作。但我考虑之后，觉得自己更适合站在三尺讲台前“传道、授业、解惑”，更适合面对不同颜色的眼睛发挥光和热。在北语的梧桐大道上，我不知走过多少个来回，留下了多少思考，多少追求，多少梦想；在这条美丽的林荫路上，送走了美丽的青春，送走了似水年华，送走了教过的一个个碧眼黄发英姿勃发的世界青年；在这条美丽的林荫路上，迎来了祖国的春天，迎来了北语的繁荣发展，必将迎来北语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李忆民老师（中）参加留学生毕业典礼
李忆民老师（右七）和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