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校史变迁50载
——肖增智老师口述校史访谈实录
【个人简介】肖增智，女，1931 年3月5日生，重庆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学生时期被评为优秀学生，在留苏预备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0年在重庆市立师范学校入青年团，入团后当选团支部书记。进入西南团校后任学习干事、团支部书记、团总支委员。在北外读书期间任团支书、党支部委员。进入出国留学生预备部工作后，任党支部委员。北京语言学院期间，曾任出国部党总支书记。中共北京语言学院第一、二、三、四届党委委员。曾在儿童文学、文学少年等刊物公开发表多篇译文《民心》、《送晚报》、《南斯拉夫趣闻四则》等，发表散文有《苏联琐记》、《清新圣洁的普希金城》、《莫斯科夏日的清风》等。
八十年代，肖增智老师在北语校门前
主持人：肖老师您好！请介绍一下您从北外毕业后是如何进入学校工作的？北语建校之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肖增智：建校之初，校名定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师资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和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教师组成。我是1959年从北外毕业留校，进入留苏预备部工作的。当时北外进行毕业生分配还比较保守，把优秀的毕业生都留下来，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同志很着急，随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归外交部直接领导。
1962年6月，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和出国留学生预备部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分出，成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王亦山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学校成立了来华部，负责对外国留学生进行中文培训，然后进入中国各大学学习专业；出国部主要进行多语种的短期外语教学，培养出国留学生的外语。当时的教师都不太安心工作，主要是因为这个新成立的学校是中专、大专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学里可以评讲师、副教授、教授，如果是中专或者大专，评职称就是个问题，所以大家不安心，都想走，师资队伍很不稳定。当时王亦山同志就提出，我们不能叫高等预备学校，要改名，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提高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学校党委第一次开会就讲的改名这个问题，稳定教师队伍。改名之后，可以跟其他的高等学校一样享受相同的待遇，教师队伍自然也就稳定了。
为稳定师资，学校还决定成立外语系。当时学校有一批学了四年汉语，之后又要继续学三年外语的出国师资，以这批出国师资为基础成立外语系。另外又招了一部分四年制本科的青年学生，这样外语系便成立起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4年6月，经高教部党组通过，学校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1965年1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更改名称，扩大任务”。随着任务的扩大，学校也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培养了大批人才。来华部培养的外国留学生，后来回国后有的当了总统，有的当了总理，许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出国部培养的学生，出国学习归国后在科学院工作的居多，对科研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有的还当了副总理、部长、科研带头人，等等。
1965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更改名称，扩大任务”
并对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校舍进行了明确说明
建校初期，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
出国部全体干部合影
前排：王静（右一）、白天芬（右二）、诸在明（右三）雷月彩（右五）、张锦霞（右六）、张延龄（右七）
陆洪海（右八）、王亦山（右九）、郝金禄（右十）高登瀛（左七）、张玲（左六）、李宜生（左三）肖增智（左二）、张桂玲（左一）
1963年，肖增智（前排右一）、雷月彩（右二）
王一宁（左一）、李宜生（左二）
等老师与部分俄语班学生合影
主持人：肖老师，请谈谈您在北语的工作经历。
肖增智：我是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北外毕业，留校教俄语，教了两年。
大学时代的肖增智老师
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建校后，成立了学校党委总支，我既是总支委员，又是党委委员。一直到文革前，我的专职工作还是教师，不是脱产干部。到了干校，我担任连里的干部，王静是组长，我是组员。后来成立革委会，我被选到革委会，当了革委会的委员。北语跟二外合并期间，我在俄语系，王静是主任，我是管生活的副主任。与二外合并时间不长，语言学院就复校了，要成立领导小组，主要决定学校建立哪些部门。领导小组成员有王亦山、彭伯勋、王静、董海波、王德志和我，王亦山是领导小组组长，下设组织组、政工组和工会。
复校后，我在组织组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副组长，负责人事调动。当时王静在出国部与沈明德搭班子工作，后来因王静要调到政工组，所以我就又回出国部了。我与沈明德负责出国部，我是总支书记，他是主任。我在出国部担任总支书记一直到退休，我在出国部工作的时间最长。我担任党委委员也一直到退休，先后共四届。
主持人：从学校第一届党委开始，您是连续四届的党委委员，请您谈谈第一届党委的相关情况。
肖增智：第一届党委只有九个人，没设常委，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很团结。有问题，大家行动一致。我与李培元老师是普通党员，作为一般党委委员参加党委会。平时我和李培元老师都要上课，每周12节课，上午上课，下午晚上还要辅导学生，因为是短期教学，教学任务很紧，找统一时间开会很困难，所以党委会有时都是晚上到王亦山院长家里去开。为什么要去院长家里开会呢？当时北外给我们的房子是有限的，办公楼只有我们的四间房子，办公楼晚上要关灯。当时条件很艰苦，电、粮食什么的都按量供应，规定晚上办公楼关灯，所以我们只有去王院长家里开会。
党委九个人非常团结，在建校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一致，认为只有把教师队伍稳定下来，后面的教学就好办了。王亦山同志作为党委书记很尊重每位党委委员的意见，像我和李培元作为一般党委委员，他同样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尽量等我和李培元都上完了课才召开党委会。党委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意见一致了再决定，所以党委团结一致。
1963年10月，选举产生的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第一届党委委员
1974年，肖增智老师（二排中间，女）参加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
1974年，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
主持人：请您谈谈学校党委在作风建设方面的情况。
肖增智：建校初期，当时的领导都比较艰苦朴素，像王亦山同志，他是院长，他当时住的就是两居室。北外的两居室不如我们现在的两居室。他家六口人，三个孩子，夫妻俩，还有个保姆。他们家里吃的很简单，熬白菜豆腐……他的女儿王小珊直到现在都不铺张浪费，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他家大屋子里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四方形饭桌，通常我们就是围坐在饭桌旁开会，开完了就走。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工作量很大，但是党委委员很齐心，大家都想把学校办好。
1972年10月北语复校之前，我们曾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并了一段时间，当时王亦山没有职位，还在接受审查。后来审查清楚了，没有问题。复校以后教育部任命王亦山同志担任学校领导小组的组长，并要求立即寻找校址。国务院主管房地产的负责人带着王亦山和董海波找到现在的校址（学院路15号）。另外，还需要从外面调一大批师资进来，当时我们几个分头跑。王亦山同志是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
复校时，王亦山院长他们本应该住小楼（四居室），但是他们都不住，都住在两居室。王亦山家好几口人，他老伴去世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结婚了，都住在两居室里。彭伯勋家也住在两居室里，挤得要命。于是小楼四居室就空在那里，所以大家提了好几次意见，让他们住进小楼。最后大家“逼”着他们住了进去，而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要求住进去的。党委班子成员生活艰苦朴素，做事严于律己。
复校初期，师生共同建设校园
1976年，肖增智老师（左一）参加学军
主持人：请您谈谈校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的情况。
肖增智：群众路线贯彻得好。当时政治学习是礼拜六下午，王亦山还亲自参加我们政治学习小组的讨论。那时候因为地方小，政治学习都在教师的宿舍里，三个人一个卧室，三张床，两张桌子，两个凳子，开小组会大家都坐在床上，备课也在宿舍。王亦山同志参加会议，他也发言，大家跟他很熟悉，经常向他提问题，他都耐心回答。王亦山同志平常走路上班，一路走一路在了解情况，看见认识的人就聊，包括司机、炊事员都是这样。工人跟他关系很好，大多数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教师他不是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来，但是骨干教师他都认识，都能把名字叫出来。他办公室的门通常都是半开着，有事直接进去找他谈话。所以，王亦山同志的群众路线还是贯彻得很好。除了日常开会外，他还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他从来不一人做主，都要经过党委讨论，要听取群众意见。
另外，王亦山同志还特别关心学校职工。我们有一位俄语教师得了肝癌，他就领着我们几个同志坐着车去医院里看他。过了两天这位同志去世了，王亦山同志听到消息，含着泪说：“要好好照顾她的家人。”这位俄语教师的家人特别尊重王亦山同志，觉得这么大的干部来看一个教师，觉得真了不起。王亦山同志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副院长彭伯勋同志也很关心干部，有位老师是他的邻居，这位老师的老人半夜在家里去世，住在隔壁的彭伯勋听见哭声，立刻起床去她家看望，并立刻找到我家，让我找系里的干部一起去帮助她家解决困难。这位教师的家人非常感激，说：“组织这样关心我们，我们感到很温暖。”
王亦山北京语言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彭伯勋1978年11月至1982年11月任北京语言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请您谈谈学校党委在加强教学工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肖增智：首先是重视教材建设。鉴于短期教学有自身的特点，针对性要强，要求教材必须适合学生的需要，只有这样，学生学完后才能用上，才能与老师交流对话，到其他学校才能听懂课，学好专业。原来在北外的留苏预备部基本是采用本科的教材，都是以文学为主，没有专业用语，生活用语也比较少，学生与老师对话很困难。学校党委很重视教学工作，强调要自己编教材，教材要针对学生的需要。当时留苏预备部改称出国留学生预备部，由单一的俄语改为多语种，有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每个语种都自己编教材，编一课上一课。有些教材还挺有名气，比如德语的肖佩玲老师、张人杰老师编的教材还在台湾出版，销售量很大，此教材至今仍在使用。英语教研室以许才徳老师为首所编的《速成英语》，在大陆出版，销售量很大。
1978年，张道一（右一）肖增智（右二）许才德（左一）张人杰（左二）与德国专家在一起
其次是狠抓教师队伍建设。一是把中文本科毕业后又在北外培训了三年外语的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召回到语言学院来，分配到来华部、出国部、外语系。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学校一年只有三四十个学俄语的学生，所以留七八个教员就够了，其他的教员有的就调出去了。有相当一部分学习能力强又年轻的教员就再学一门外语，因为他们有一门外语作基础，学第二门外语就很容易，而且教学法也很得力。就这样，学英语的、学法语的、学德语的、学日语的都有了，语种就增多了。毕业以后有的分到外语系、出国部，大部分分到来华部，师资队伍力量得到了加强，这些教员几乎都成了我们的骨干教师。比如，刘青然老师就是学了俄语，再转学日语，水平很高，而且编的教材、字典也不少。刘老师跟日语教师关系搞得特别好，有位日语教师叫长谷川良一，他没有继承人，经过刘青然老师联系，长谷川良一去世以后，把他的个人财产捐给了学校，为学校争取了办学资金。还有王亦山院长，他虽然不懂外语，但是他经常去听课，观察教学气氛，来华部那边去得多一些。所以，校领导经常深入教学一线，了解教学情况，及时发现教学上要解决的问题。
七十年代末，长谷川良一教授回校访问
一排左起：肖增智、长谷川良一、诸在明
二排左起：张大成、孙炳日、沈明德
1989年7月，肖增智老师与出国留学预备部师生在老教二楼前合影 一排左二起：潘末全、张全森、张金声许才德、刘青然、王娴文、肖增智
主持人：请谈谈您从事的与您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肖增智：1984年10月，教育部组织成立留学生考察小组，我和教育部三位工作人员赴美国考察留学生学习情况，时间为三周。
1984年，肖增智老师（右二）与教育部工作人员
到美国检查留美学生情况
1986-1987年我去苏联进修了7个月俄语，回国后又教了几个月俄语，我就退休了。当时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当政，我是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当地称为科研进修生）在苏联进修，我研究的题目是强化教学法，就是比短期教学还要短的一种教学。我的研究论文获得了导师肯定，在普希金俄语教研室一致通过，回国后在《大学俄语》杂志上发表。退休之后我还翻译了许多文章。
1986年肖增智老师（左）赴苏联普希金俄语学院进修俄语导师（右）
向肖老师讲解强化教学法的特点
退休后，我完全是在发挥专业特长。蓟县电厂是俄罗斯承建的，设备安装由俄罗斯专家指导，每一个车间都要有两三个翻译，所以电厂聘我为培训技术翻译。期间，我还为电厂培养了一批懂电力技术的青年翻译。做这些工作，我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退休后仍能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我倍感欣慰。
肖增智老师（左）在工厂热控盘前为俄罗斯专家柳德米拉（右）做翻译工作
肖增智老师在蓟县电厂给学生上课，培养技术翻译
肖增智老师（二排左三）为蓟县电厂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
肖增智老师（一排右三）为蓟县电厂培养的第二批俄语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