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房玉清，男，1934年4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60年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汉语语法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四十余年，为外国留学生开设过初级汉语、中级汉语、高级汉语、汉字、写作、汉语概论、汉语语法等课程。合著有《基础汉语》、《汉语初步》、《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等。学术专著有《实用汉语语法》。该书1994年荣获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先后6次修订，深受学汉语的外国读者欢迎。
1980年，房玉清老师在北京语言学院校门口留影
主持人：房老师，您好！很高兴对您进行访谈，请谈谈您最早是如何与汉语教学结缘的？
房玉清：我1949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宁波军分区青年干部学校，当了解放军。当时的解放军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很多人都是翻身农民，多为文盲，所以部队里扫盲的任务很重，我被安排去扫盲。1952年，部队里掀起了学文化的运动，并推广一种叫“速成识字法”的方法，用的是注音符号ㄅ、ㄆ、ㄇ、ㄈ，跟汉字的偏旁差不多。当时还没有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是1957年由周有光先生等主持推行的。我们教汉字的人就要学注音符号，学了以后给要学的汉字注音，规定一个战士一天要学100个汉字，算是突击学习。战士们拿了标有注音符号的汉字就认读，然后教师检查学会了没有。突击速成就是千方百计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认识汉字，之后开始学一些教科书，书里有一个个的小故事。我参军以后搞过一段时间的速成识字法教学，目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让这些不识字的人能认识3000个字，这样以后翻翻报纸、看看东西就能大致懂了。
1950年，房玉清老师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主持人：您是怎么走上对外汉语教学这条路的？
房玉清：因为我有在部队教学的背景，1960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任汉语教师。1962年6月，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和出国留学生预备部从北京外国语学院分出，成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6月，经高教部党组通过，学校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1965年1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更改名称，扩大任务”。1965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为我校题写校名“北京语言学院”。我们的首任院长是王亦山，他说，国家现在还没有大规模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学校，我们就要办成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学校，你们要“上路下水”，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什么叫“上路”呢？就是这条路怎么走不知道，需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发现问题去研究；什么是“下水”呢？就是到教学中去实践，不怕艰难，发现问题千方百计去解决。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由于我以前做过这类工作，所以当时我的表现比较好。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北京人，说普通话带宁波口音，所以有人认为我当对外汉语教师不太合格。于是我努力学习普通话，早晨起来哇啦哇啦地念。我的同屋是北京人，他给我纠正发音，因为初学的课文很短，我一边学一边教，自己的普通话也不断提高。对于教学，我有很多想法，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自己下功夫去研究。
1965年初，郭沫若先生为我校题写校名（原迹拍摄）
主持人：在您早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哪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房玉清：我教的第一个学生来自古巴。古巴卡斯特罗起义的时候有18位勇士，其中有一个人的儿子叫桑切斯，15岁就被派到中国来学习，学校指定我和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女老师来教他。这个学生毕竟还是个孩子，有的时候到上课时间了还没有起来，我们就去把他叫起来让他学习。我们从最简单的汉语教起，教了半年，慢慢地，他基本上能说一些汉语了，后来他回国了。过了30多年，我听说桑切斯成了古巴驻华大使，这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虽然只是教一个学生学习汉语，但是这个学生成了驻华大使，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参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热情。
1960年12月，古巴留学生桑切斯入校时的学生卡片
（北京语言大学档案馆存）
主持人：请您谈谈学校定名“北京语言学院”之后，当时学校的情况以及您所承担的工作任务。
房玉清：学校定名“北京语言学院”之后，最初是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共用一个校园，语言学院在北外的西院。西院门口有两块牌子，左侧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北京语言学院”，右侧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20世纪60年代，北京语言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共用校址
1966年8月，我当时是二年级试验班组长，曾和学生一起在西院门口这个地方拍过一张合影，照片是乌拉圭学生达依曼拍摄的。达依曼的父亲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专家，当时达依曼要回国了，他有照相机，于是达依曼和我们二年级试验班的部分老师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他还专门把照片送给了我。
1966年8月8日，房玉清老师（前排左二）及二年级试验班部分老师
与乌拉圭学生达依曼（后排左二）在苏州街学校旧址（北外西院）前合影
当时语言学院分为出国部和来华部。校长王亦山认为我在部队里锻炼过，后来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领导觉得我表现也不错。所以“四清”后，我回到学校，领导说我虽然有点儿口音（不是纯正的北京话），但是教二年级学生没有问题。二年级的学生都有些基础，就让我带着四、五个人办二年级试验班，并且做二年级的负责人，鼓励我大胆搞教学。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学生比较少，只有朝鲜学生、俄国学生以及西方国家的一些学生，其中朝鲜学生多一些。原来教二年级的是王还、张维等老教师，她们因“文革”受到冲击，所以开始让我搞这个试验班。
1966年5月，房玉清老师（右一）带领朝鲜学生游览十三陵
主持人：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四十余年，请谈谈您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方面的认识。
房玉清：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要培养“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编写的教材比较倾向 “四会”（听、说、读、写），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主讲学生听和记。而我们早期接收的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基础汉语，专门研究汉语的不多，大多数学生只需要会听会说会用，但是需要在短期内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与传统的汉语教学的方法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后来我们提出“听、说领先，读、写跟上”，课堂教学也由原来的老师主讲改变为启发式教学，老师多提问，让学生多说多练。而我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精讲多练，更注重结合学生的实践，练习比较多；在教材编写上注意理论与实用相结合，更注重实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来了大批越南学生，有几百人，都不会说中文，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编了十几个班，从零起点学汉语，有十几位老师来教这十几个班，是不是将“精讲多练”运用到教学实践，教学效果会有明显差异。半年以后，有的学生能张嘴说汉语了，“老师好”、“老师你吃饭了没有”……，但有的学生还是张不开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和老师的教学方法有关系。这个例子说明对外汉语教学“听”“说”很重要，上课要精讲多练。
留学生二系二年级学生表演汉语节目
20世纪70年代学校实行开门办学。1976年9月4日，房玉清老师（前排右一）带领留学生在长阳农场参加劳动
主持人：请谈谈您在汉字教学方面进行的探索。
房玉清：建校初期，来华学习的阿尔巴尼亚学生很多，这些学生大多数曾在俄罗斯当飞行员，后被派到中国来学习汉语。阿尔巴尼亚用的是拼音文字，所以这些学生对汉字特别不习惯。“你好”、“饭吃了没有”这些用拼音写出来学起来很容易，但是汉字一笔一画地学很困难。因此，这些学生提出中国话可以学，汉字不学，而且态度很强硬。阿尔巴尼亚学生坚持不学汉字这件事让当时负责教学工作的李培元老师很是头痛。于是李老师找到我，说老房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把汉字教学弄得有趣一点儿，让他们喜欢汉字课。于是我就找了一些参考书研究汉字教学，读了许多资料以后我感觉汉字课其实可以讲得很有意思。因为汉字的构成是有规律的，大多数是形声字，一个汉字中一部分表示形，一部分表示声，还有一些独体字是象形文字。由独体字组合又可以变为新的汉字，这个叫合体字。比如，“日”字，画一个圆圈，中间一点
，我在黑板上写得很大。我问学生，这是什么？他们说“日，太阳”。我再画一弯月亮，再加一小道
。我再问，这是什么？他们说“月”。那么太阳和月亮在一起带来光明的
，是由“日”和“月”组成，这就是合体字。汉字有好多本来是图画，图画是个符号，独体字是个符号，两个符号碰在一起就可以产生第三个汉字。比如，一个人
站在一棵树下
就是休息的“休”。再比如，一个向上的是树叶，中间一道是树干，下边再一弯是树根
，也就有了“树”、“木”。以这几个汉字为例，不断扩展延伸。
通过这些简单的例子，学生感到汉字很有意思，这样我就编了一本汉字教材，每学期都让我讲汉字，我最早开设汉字课就是给阿尔巴尼亚学生开的。后来，我又编了一套练习本，把课本上的常用汉字刻出来，让学生模仿描红。慢慢地，学生对汉字不那么抵触了，也愿意学汉字了。李培元老师对我的这套汉字教学模式很欣赏，他说房玉清很有本事，能让学生对汉字学习产生兴趣。
主持人：上世纪70年代，您曾经参与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工作，周总理批示“速编速运”，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房玉清：上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派遣出国教师和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事务，都由外经部办理。据外经部负责对外汉语教学的同志说：“派到国外教汉语的老师纷纷向国内反映，‘文革’期间编的教材政治调子太高，课文枯燥无味，外国学生认为是‘洗脑’。他们无法开展教学工作，请求国内编一套新教材。”在这种背景下由外经部召集组织了一个教材编写组，抓紧新教材的编写出版，把旧教材撤换下来。周总理在这份报告上批了四个字“速编速运”，就是马上编出来，运出去。由于国外急用，领导决定编两套：一套是应急教材，编得越快越好；另一套是正式教材，编写时间可以长一些。
1971年7月，我是从“干校”匆匆忙忙被调回北京的留守处的。我被指定为应急教材编写组长，成员有7个人：我校教师有王还、赵淑华、刘淑娥和我；北大教师有胡双宝；南开教师有孙晖、贾甫田。当时给我们两个月时间，要把教材编出来，运到国外去。这个任务很重，我们重新搞不行。于是我们讨论决定：教材体例沿用北语文革前试用的《基础汉语》的体例，把句型(范句）和课文结合起来，毎周一个单元。课文要全部按对外宣传的精神重写，必须由浅入深；每课生词不能超过13个；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共有五六十篇之多。
题材确定之后，每人分工编写十来篇课文。不到一个星期，全部课文写出来了。然后全组讨论、推敲，把已确定的课文生词一一抄出来挂在墙上；在讨论后头的课文时，尽量用上前边已出现的生词。这样不到半个月，全部课文基本修改完毕。然后，由赵淑华同志等编写词语例解，刘淑娥同志等编写练习，我编写汉字练习，王还同志修改并译成英语。不到一个月，《基础汉语》上册编完。编好的教材经王力、朱德熙等名家审定，到9月初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中旬，我们编的《基础汉语》下册也油印了出来，请专家审定。到72年1月下旬，英、法两种译本的定稿工作也完成了。
房玉清老师参与编写的应急教材《基础汉语》（197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主持人：《实用汉语语法》是您花费30年心血编写而成的学术专著，请您谈谈编写的过程。
房玉清：1975年，语言学院筹办汉语专业，要我为三年级的外国学生开设一门汉语语法课程。当时没有一本供外国人使用的语法书，有的学生说：“汉语没有语法。”言外之意是指汉语为低级语言，这极大触动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能不能用毕生精力写一本有中国特色的语法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鼓励我立即干起来。我开始做写语法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学习西方的语法理论和前人写的各种汉语语法著作，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搜集外国学生的病句，研究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又从著名的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的例句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发掘一些规律来。
我一边教，一边编，一边改，试图从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条路来。1980年，我把多年积累的讲稿编成一部油印的讲义，定名为《实用汉语语法》。在此后的五年中，我一直在用这部讲义教授两三个班的语法课，在教学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讲义是否可站得住脚，并且随时一点一滴地把学生的反映记下来，打算进一步修改补充。
房玉清老师为编著《实用汉语语法》积累整理的“语法教学点滴”
“语法教学点滴”中记录的学生典型病句
房玉清老师整理的1989-1990学年、1992-1993学年部分学生对语法课的意见
1980年的油印本只有十二章，主要讲语法结构，采用由形式到意义的写法，是上册。后来，我又采用由意义到形式的写法，补写第七章，讲四个语法范畴，是下册。1984年，上册与下册合并，出了铅印本。我没有想到这部内部试用教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曾有好几位国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来访问我，对我热情鼓励，这更增强了我写好语法书的信心。但我仍感到自己不少提法还不够成熟，需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1980年—1983年，《实用汉语语法》油印本教材
1984年，《实用汉语语法》铅印版本（学校内部试用教材，印刷1000册）
到了80年代末，各种条件开始成熟，我决定对《实用汉语语法》再作一次修改。我又补写了一章《句式的变换》，并且请著名的语言学家胡明扬教授审阅我的修订稿。胡先生对这部教材的修改提出了非常中肯而又具体的意见。在胡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指导下，我完成了修订工作，他还为这部书的出版作了序。1992年1月，《实用汉语语法》正式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后重印五次，发行将近两万册。
1992年1月，《实用汉语语法》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在修订语法书的过程中，胡明扬先生给予我很大启发。他经常提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叶斯柏森专门研究英语，比英国本国人研究得还要透。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提出，语法书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从表面的结构作为切入口进行研究，一种是从意义方面进行研究。我是把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实用汉语语法》前面一部分讲的是结构，包括乔姆斯基的一些理论，北大的朱德熙先生就是搞这方面的。后面一部分讲的是意义，把语法意义归类就是语法范畴。我把外国学生的病句归类，讲了四个语法范畴。外国学生学汉语就是要懂意义。我觉得结构和意义可以结合起来，有什么样的语法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形式变了，意义也就变了。我的语法书就是根据这两点来写的，前面13章讲的是形式，后边7章讲的是意义。
1988年，胡明扬先生对《实用汉语语法》的批注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继续。我用这部教材讲课又过了将近十年，讲课时发现问题或有什么想法都要随时记在自己所用的教材上。眼看书已没有空白可供我写字，于是我又想对这本书再作一次修订。于是，我在退休之后，用了一年半时间对《实用汉语语法》又作了重大修改，并且编写了一本《习题解答》。在胡双宝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2001年7月，《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及《习题解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2006年8月，印刷了三次。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又出了新的修订本，2019年已经是第六次印刷，发行十多万册。《实用汉语语法》现在已经传播到很多国家，很多老师和学生都用这本书做教材和参考。
2001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及《习题解答》
2008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及《习题及解答》
主持人：《实用汉语语法》自问世以来，深受学汉语的外国读者欢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评论：“《实用汉语语法》是一部材料翔实，立论有新意，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贡献的学术著作”。请谈谈您的感受。
房玉清：编写这本书我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自己用这本书讲课，发现问题就记下来，先后修订过6次。回想起30年来的编写过程，确实很辛苦。记得早些年我住在五楼，冬天很冷。寒假里吃了早饭以后就到主楼，主楼的办公室有阳光，比家里暖和点儿。在办公室看王蒙的小说、老舍的小说……一边看一边将例句一句句抄下来，就这么抄了一大摞。之后还要对这些例句进行筛选，要符合相应的语法要求，要筛掉很多，只留下有用的。那时候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助手，都是自己找，全靠自己的努力。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尽管编写过程很艰辛，但是看到这本语法书能在汉语教学领域发挥出它的价值，我觉得一切都值得。现在我已经87岁了，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了，但我希望我的书能继续保持生命力。
1994年6月，《实用汉语语法》荣获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994年11月，《实用汉语语法》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实用汉语语法》教材上写满了房玉清老师讲课时发现的问题或想法
20世纪80代，正在办公室编写教材的房玉清老师
主持人：您在北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四十余年，您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
房玉清：我们学校不是很大，但是很有特点，就是教外国学生汉语。我们是从教对外汉语开始搞起来的，现在我们更要重视和加强。关于对外汉语教学，我觉得在理论上下功夫是必要的，同时实践经验也非常重要。有的老师上课让他讲多少理论他讲不出来，但是课上得好也是一种本事。语言学院过去有“八大员”的说法，指的就是教学出色的八位教师，她们可能说不出多少理论来，但实践教学做得非常突出，这一点我从她们的教学中能体会到。在实践教学方面，我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我觉得教师个人的认真努力很重要。搞好自己的研究重要，上好课也同等重要。为什么学生就喜欢这个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花了精力研究如何去教好学生。在这方面，我是很努力的。我的课时少，一个星期两节课，写板书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节省学生的课上时间，我每次上课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提前把例句一个一个都写在黑板上，写得整整齐齐。我写板书的时候粉笔有好几种颜色，变化很多，这样讲解起来更清晰，便于学生理解掌握。所以，有的学生说这个老师备课真认真。这些都是我在语言学院工作了几十年的教学经历。
1989年12月，房玉清老师在给学生上语法课
1993年9月，课前正在准备板书的房玉清老师
1994年，房玉清老师（二排右三）与学生在教室合影
